鲁迅曾经为了版税和出版商对簿公堂。这在《稿酬怎样搅动文坛——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》（红旗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，鲁湘元著。）一书中有详细描写。该书可以说是一部从独特角度整合的“中国近现代文学史”。
在市场文学兴起以后，许许多多作家直接介入经商，办出版物和书局，有成功，也有失败，成功者少，失败者多。生意人人都可以做，但未必人人都会做。因此，五卅运动以后的作家，主要还是同出版商打交道，比如鲁迅。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出版商，主要是李小峰。
李小峰是一个颇有资历的出版家。还在北大求学期间，他便积极参与了“新潮社”的工作。五卅运动期间，他脱离新潮社，创办北新书局。同新潮社一样，北新书局也以出版新文学作品为主旨，但经营方式却与新潮社不同。它一不要作家自费印书，二不要作家包销，而是用版税和稿费的形式向作家买稿，把版税、稿费和自己的利润加进书价进行销售。这种办法，是由美查开始、经东亚益智译书局发展，而为当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采取的出版办法，也是全世界市场经济中出版行业的通用办法。
对李小峰的这一做法，鲁迅积极支持。1925年9月，他从新潮社将《呐喊》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收回，同新作《陀螺》、《热风》一起交给李小峰。李小峰也及时将这些著作出版，并从本年11月起，开始给鲁迅支付版税，至年底，共支付200元。1926年1－8月，又支付了940元。从本年8月至1927年10月，鲁迅南下厦门和广州，其间，李小峰没有向鲁迅支付过一分钱的稿酬，这大概是他和鲁迅之间的私下约定，无所谓对与不对。
1928年1月，即从鲁迅到上海两个月之后，李小峰又开始向鲁迅支付版税，数量同两人都在北京时差不多，每月平均在140元左右。然而，这个时候，鲁迅在“北新”出版的作品，已经不是1925年下半年的4本，而是9本；并且，不论旧作还是新作，鲁迅作品的销售都很好，比如《呐喊》，就几乎年年再版。同时，鲁迅还为“北新”主编期刊。还有，鲁迅在厦门和广州的一年多，该补的版税也不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小峰仍然用1925年的版税额来对待鲁迅，显然极不公平。鲁迅理所当然的有所不满，但他没有发作。一方面，从辈份上来说，他是李小峰的老师；另方面，李小峰着力于新文学作品的出版，也相当不易。“北新”被北洋政府查封，不得不迁往上海。这一封一迁，损失也相当不少。鲁迅等待着，希望李小峰自觉，自己去改弦更张。
但是，李小峰却没有丝毫改弦之意。1928年全年没有，1929年大半年过去了，也没有要改的任何意思。鲁迅终于无法忍耐，决定给李小峰一点警告。8月12日，他一早给李小峰寄去一信，告诉他自己将停编《奔流》。李小峰收到信以后，当晚，托人给鲁迅捎去一信和50元版税及50元编辑费。以往，鲁迅编《奔流》的编辑费是每月100元，而此次只给一半，鲁迅明白了，好言善语、甚至用停编《奔流》示警，已经不起作用。第二天，鲁迅下了决心，托人寻找律师，“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”，准备与李小峰对簿公堂。
对鲁迅要对簿公堂的要求，律师杨铿在与双方当事人商谈以后，建议庭外调解，鲁迅和李小峰均表示同意。经杨律师调解，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：首先，李小峰分期分批补清历年拖欠的版税；其次，双方重新签订合同，依据南京国民政府刚颁布的《著作权施行细则》，实行“印书证制”。
对这一协议，李小峰是认真执行了的。9月，他通过律师补交拖欠的版税，至年底，共补交8256．834元。从这以后的《鲁迅日记》中可以看出，李小峰基本上能够按时给鲁迅支付版税，很少拖欠。也是从9月份起，鲁迅的著作被加上印书证出售。所谓“印书证”，指在收到版税以后，鲁迅将自己设计和印制的表明是鲁迅著作的印书证交给李小峰，北新书局将此印书证贴在版权页上以后发售。印书证制，一方面，能够较好地杜绝出版商多印少报、克扣作家的那个长期存在的老毛病；另方面，也是对出版商的保护。因为，只有在付了版税以后的出版社，才能得到作家的印书证，没有印书证的书，则只能被认为是不法商人的盗版，不仅司法机关，就是读者也能进行监督。
对鲁迅同李小峰的这场庭外调解的官司，看法不一，有支持者，也有反对者，林语堂便是反对者之一。在庭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的8月28日，鲁迅在上海南云楼作东，宴请李小峰，作陪的有郁达夫、杨骚、章依萍和林语堂夫妇等人。这一天的《鲁迅日记》说，“席将终，林语堂语含讥刺，直斥之，彼亦争执，鄙相悉现”。这几句话，常常被解释成林语堂的“右”和鲁迅的“左”之争。这是不对的。那天的宴席，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，同政治和艺术观点毫无关系。如果一定要在这里分出个“左”和“右”，中国传统的观点是，不言钱不要版税是“左”，而言钱要版税是“右”，那么，鲁迅便是“右”，林语堂便是“左”了。
林语堂对鲁迅状告李小峰“索取版税之权”的讥刺只能说明，虽然，经过五卅运动、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大革命；虽然，清政府的《著作权律》、北洋政府的《著作权法》已经颁布了很多年；虽然，刚刚站稳脚跟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《中华民国著作权法》和《著作权施行细则》；虽然，林语堂也同鲁迅一样，经受过拖欠工资和不要稿酬而不得不南下求职的曲折坎坷；但是，林语堂还是没有觉悟，仍然把作家“索取版税之权”看成是作家非仁非义的举动。
不过，对林语堂的这种不觉悟，也不必过分看重。不觉悟只能说是暂时的。五卅运动就像天大的巨浪，冲荡着作家们旧的观点和习惯，现实的生活环境又逼迫着作家们去考虑生存的出路。一样的经济形态，一样的生活条件，转变是肯定的，区别仅仅在于转变时间的早和晚，次序的先和后。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从广州到上海以后，与20年代上半叶在北京的时候相比，鲁迅的生活状况已经大为改观。通过在厦门、广州的教薪，他还清了北京第二次买房时的欠款，从个人财政破产的境地中解脱出来。到上海后，他接受蔡元培任院长的南京国民政府“中央大学院”之聘，任有薪的特约撰述员，月薪300元。这300元从不拖欠，一直发到1931年年底。300元，加上李小峰每月给的版税、编辑费和发表单篇文章的稿费，1928—1930年间，鲁迅每月有约500元左右的收入。本书前言说过，按实际购买力计算，这500元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的15000元左右。
一方面，还清了以前的欠款，另方面，每月有近今天15000元人民币的收入，鲁迅的生活并不困难。显然，鲁迅打这场官司，不是生活困难的被迫出击，而是要还是不要稿酬那个“权利”的主动行为。这个主动行为的意义，还不在于鲁迅要回来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作为“劳心者”作家的人的“本质”的觉醒。五四时期的鲁迅是不要稿酬这个权利的。他宁肯借高利贷生活和自费出书，甚至去买马票也不要这个权利。同一时期的高一涵，看到了稿酬同“红利”和剥削的关系，但他却采取了初期工人运动的怠工做法，采取“不合作主义”。不要稿酬的“高风亮节”，如前引的周全平的话所说，是不觉悟的行为，高一涵看到了剥削关系的存在，实行“不合作主义”，同样是幼稚的表现。现在，鲁迅主动要这个权利，并不惜为获得这个权利而诉诸法律。这再一次说明，通过五卅运动、北伐战争和1927年大革命，鲁迅也转变了方向。
转变了方向的，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。胡适是新月社的董事长，也在出版商经营的书局中出版作品。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版税率是，初版为15％，再版为20％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作品宁肯不出。在《努力》中，为稿费事，胡适同高一涵论争，居然为商务印书馆的经理们辩护，现在，他也转变了方向———至少，在稿酬问题上是如此。同时，1929年2月，创造社出版部被当局查封，郭沫若也主要转向商业出版社，自定《创造十年》每千字15元，稿子结果被现代书店买去。
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这些新文学家代表人物在稿酬上的方向的转变，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这个时期的特点很多。其中之一是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。
